“三色”方針建紅軍。袁鵬飛?繪

　　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陜甘根據(jù)地領導人，堅持從陜甘邊革命斗爭的實際出發(fā)，在創(chuàng)建革命武裝和根據(jù)地過程中，提出和實施了許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前瞻性的思想理論。其中紅、白、灰“三色”建軍方針充分體現(xiàn)了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思想的光芒。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chǎn)黨人深刻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中共陜西省委根據(jù)中央指示，在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季先后由唐澍、謝子長、劉志丹等組織領導了清澗、渭華、旬邑等武裝起義和暴動，但都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zhèn)壓而失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決定，把黨的中心從組織暴動轉(zhuǎn)到從事長期艱苦的群眾工作上來，中共陜西省委隨之把斗爭的重點轉(zhuǎn)移到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兵運工作。隨后，陜西省委相繼派劉志丹、謝子長到中共陜北特委工作。1929年四五月間，中共陜北特委在榆林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志丹、楊國棟、賈拓夫等十多人。為了確保與會同志的安全,中共陜北特委把會議地點選在比較偏僻、便于隱藏的紅石峽,并要求出席會議的人員化裝、分散進入會議地點，會前特委在紅石峽沿線設立隱蔽崗哨,以防發(fā)生意外。

　　紅石峽會議集中討論了加強武裝斗爭和農(nóng)民運動等問題。會議決定劉志丹擔任中共陜北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會上，劉志丹提出了通過兵運活動“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主張。會議接受了劉志丹提出的“三色”建軍方針:“可以通過三種形式搞武裝斗爭，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爭取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裝的工作）；可以有紅色的（建立革命武裝）；以搞白色的形式為主。”^①

　　“三色”建軍方針是劉志丹等共產(chǎn)黨人根據(jù)陜甘地區(qū)早期武裝斗爭的實際提出的重要建軍思想?！叭苯ㄜ姺结樀拇_立和實踐，有力地推動了陜甘地區(qū)革命武裝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對于當時處在低潮的陜甘革命形勢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紅石峽巖壁上鐫刻的四個大字——“力挽狂瀾”。

　　紅石峽會議后，兵運工作成為陜甘邊區(qū)武裝斗爭的主要形式。用兵運活動的方式來創(chuàng)建革命武裝，是劉志丹對當時全國普遍采用的工農(nóng)暴動方式創(chuàng)建紅軍思路的一種創(chuàng)新。然而從當時陜甘地區(qū)革命斗爭形勢來看，“白色”斗爭方式是最為艱苦，而且最為危險的。因為陜甘共產(chǎn)黨人在發(fā)動清澗、渭華等一系列武裝起義失敗以后，要想再次進入國民黨部隊開展活動，其難度和危險性都非常大。但當時陜甘共產(chǎn)黨人在經(jīng)過渭華等起義和暴動后，黨的軍事人才受到了極大的損失，所以利用兵運工作培養(yǎng)軍事骨干成為革命武裝斗爭的迫切任務。為此，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chǎn)黨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帶頭打入國民黨隊伍中開展兵運活動。

　　根據(jù)中共陜西臨時省委和中共陜北特委的安排，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高崗、張秀山、賀晉年、王世泰、焦維熾、張東皎、高鵬飛、楊林等一大批共產(chǎn)黨員相繼進入陜甘寧交界地區(qū)的國民黨地方武裝中開展兵運工作。如1929年秋，劉志丹、謝子長帶領數(shù)十人，以率部來投的名義進入寧夏蘇雨生騎兵第四師做兵運工作。不久，中共陜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產(chǎn)黨員張秀山、王世泰等50余人，進入蘇雨生部。隨后劉志丹、謝子長以他們的軍事經(jīng)歷和個人威望積極在國民黨其他各部軍閥中謀取軍職，以合法軍職為基礎，又安排了一大批共青團員、青年學生打入國民黨陜北高自清、楊庚武和甘肅隴東譚世麟部，以及黃河岸邊楊琪、楊鼎、師儲杰等人的商販武裝部隊中開展兵運活動。

　　為創(chuàng)建革命武裝，陜甘共產(chǎn)黨人在陜甘邊地區(q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兵運工作，劉志丹等共產(chǎn)黨人的足跡遍及陜西保安、榆林、旬邑、宜君，甘肅兩當、慶陽、合水、正寧、南梁，寧夏平羅等廣大地區(qū)，歷經(jīng)險惡，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然而“幾年來，陜甘地區(qū)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②陜甘兵運活動雖然屢遭挫折，但卻為革命武裝力量發(fā)展儲備了大量軍事骨干，他們在后來的陜甘革命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兵運活動失敗的沉痛教訓，使陜甘共產(chǎn)黨人深刻認識到，利用地方軍閥只能是權宜之計，只有走井岡山式的道路，陜甘革命武裝斗爭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陜甘共產(chǎn)黨人在積極進行兵運工作的同時，一直非常注意汲取兵運活動的深刻教訓，積極探索采用“灰色”方式創(chuàng)建革命武裝的道路。

　　1928年至1930年，持續(xù)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饑荒，導致1300多萬人死亡，當時老百姓流離失所，餓殍載道，甚至易子而食。饑荒之下，地主豪紳乘機兼并土地，變本加厲盤剝農(nóng)民。饑民們走投無路，或聚眾占山為王或當兵為匪。

　　關于民團與農(nóng)民武裝，毛澤東指出:“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sup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POSITION: relative; LINE-HEIGHT: 0; FONT-SIZE: 12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OP: -0.5em">③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陜西省委“加緊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災民都投入土匪中去，黨要深入群眾中去，獲得群眾，使之變成農(nóng)村的武裝?！?sup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POSITION: relative; LINE-HEIGHT: 0; FONT-SIZE: 12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OP: -0.5em">④1929年秋，劉志丹主持中共陜北特委工作時也多次強調(diào):“槍桿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xiàn)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sup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POSITION: relative; LINE-HEIGHT: 0; FONT-SIZE: 12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OP: -0.5em">⑤

　　為更全面地了解陜甘地區(qū)灰色武裝情況，劉志丹從葫蘆河畔到三嘉塬邊，從橋山之巔到蕭關古道，踏遍陜甘邊界橋山山脈，在勘察和革命斗爭實踐中了解到陜甘邊界特別是子午嶺山區(qū)，有很多民團、農(nóng)民武裝，大都是因生活所迫才鋌而走險成為綠林武裝。這些武裝力量生存力強，適應陜甘邊地區(qū)社會地理環(huán)境。同時，這些武裝力量與豪強地主階級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又被地方軍閥看中,成為擴充實力的目標。因此，劉志丹等共產(chǎn)黨人積極致力于領導和教育改造陜甘地區(qū)的綠林武裝，努力使其在政治素質(zhì)上不斷得到提高。這種構想在開始時是作為“兵運”的補充提出來的，隨著“兵運”屢屢受挫，這種方式終于成為創(chuàng)造陜甘紅軍的主要策略和方式。

　　為了教育引導灰色武裝，劉志丹曾派霍維德、李力果等共產(chǎn)黨員裝扮成“皮貨商”“說書匠”到位于陜甘兩省交界、地處橋山山脈中段大梁山麓的南梁地區(qū)，串連貧苦農(nóng)民，進行秘密革命活動。1930年前后劉志丹還多次到南梁一帶， 深入了解哥老會和民間武裝的情況，引導改造趙連壁、楊培盛等饑民武裝走革命道路，啟發(fā)教育哥老會成員鄭德明、朱志清^⑥等克服封建思想，維護窮苦百姓的利益，為創(chuàng)建革命隊伍準備群眾基礎。

　　在開展兵運工作和積極引導爭取綠林武裝的基礎上，劉志丹于1930年10月領導發(fā)動了著名的太白起義，創(chuàng)建了南梁游擊隊。這是共產(chǎn)黨人在西北建立的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

　　當時南梁游擊隊的核心是劉志丹等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及黨在幾年兵運工作中培養(yǎng)起來的軍事干部基本成分是受國民黨反動派剝削壓迫而破產(chǎn)的貧苦農(nóng)民。這部分人如趙連璧、楊培盛、同守孝等，當時被稱為土匪；賈生財、唐青山是民團團總。在劉志丹等人的幫助教育下，趙連璧等貧苦農(nóng)民武裝逐漸樹立起革命思想，表示堅決要跟著劉志丹為窮人打天下。所以在太白起義時，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同守孝等人就參加了起義部隊，成為南梁游擊隊的骨干。

　　1931年2月，南梁游擊隊在張皮塬被軍閥打散，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帶，又拉起了三支農(nóng)民武裝，共約300人。當時隴東軍閥陳珪璋曾以營長之職位誘編趙連璧，趙連璧說:“我寧愿跟著劉志丹當兵，也不給陳珪璋當營長?！?sup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POSITION: relative; LINE-HEIGHT: 0; FONT-SIZE: 12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OP: -0.5em">⑦同年9月，劉志丹、馬錫五來到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楊培盛部駐地，將三支農(nóng)民武裝進行了整編，使南梁游擊隊得以恢復重建。

　　南梁游擊隊的重建，是“三色”建軍方針經(jīng)過反復的“兵運”挫折和持續(xù)的“綠林”改造，走出的一條符合陜甘地區(qū)實際創(chuàng)建紅色革命武裝的成功道路，是黨在陜甘邊區(qū)的革命斗爭從兵運向武裝斗爭過渡的一個顯著標志，是黨在陜甘邊區(qū)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在通過灰色方式建立紅色革命武裝的艱苦實踐過程中，劉志丹等共產(chǎn)黨人和游擊隊先后遭受了張皮塬遭襲、彬縣扣押、早勝事件等多次嚴重挫折，其間無論是南梁游擊隊初建、固城整編還是倒水灣整編重建游擊隊，每一個關鍵時刻，灰色武裝力量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劉志丹始終堅持不懈地積蓄革命力量，始終堅持改造灰色武裝，使之成為黨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無產(chǎn)階級的人民軍隊，為公開“打紅旗”創(chuàng)造了條件。到1931年冬，南梁游擊隊與轉(zhuǎn)戰(zhàn)來到南梁的陜北游擊支隊，在慶陽新堡整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翌年2月，根據(jù)陜西省委指示，又在正寧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從此，鐮刀斧頭紅旗在陜甘邊界高高飄揚。

完

　?、僦泄碴兾魇∥h史研究室：《中國共產(chǎn)黨陜西歷史》第一卷，陜西出版集團、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頁。

　?、诹曋賱祝骸度罕婎I袖 民族英雄》，《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頁。

　?、邸睹珴蓶|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頁。

　　④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中共陜西省委》，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頁。

　?、蓠R文瑞：《群眾領袖 革命楷模》，《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

　?、捺嵉旅?、朱志清：后分別為赤衛(wèi)軍副總指揮、總指揮。

　?、邉ⅧP閣 任愚公：《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qū)》，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